二十四年前，我第一次走进万克赫德体育场的记者席，去报道印度对英格兰的一场一日国际赛。那个孟买傍晚又闷又潮，安德鲁·弗林托夫沿着外野一路狂奔，把球衣绕在头顶甩。英格兰赢了五分。那画面把队长索拉夫·甘格利气得够呛，那个夏天晚些时候，他在罗德板球场的阳台上把仇报了回来。

我给当地小报《Afternoon Despatch & Courier》写稿，心里发虚，满脑子都是“我不配”。当时现场只有两名女记者，我是其中之一。我害怕男同行和前辈会怎么看我、怎么评价我的稿子。

小报的男同事总不忘提醒我：我那位前任多么有天赋、多么懂球。运气不错，编辑对我的工作还算满意，我就这样继续往板球报道里走。那时我根本想不到，二十年后会被人叫“哭哭啼啼的巨婴”“嫉妒、性压抑的女人”，会被命令“闭嘴”“滚开”。这些先放后面说。

从报纸到电视，我们曾活在一个泡泡里

这些年，我报道过2003年南非世界杯、2007-08年澳大利亚那场臭名昭著的“猴门”系列赛、2010年加勒比海T20世界杯和2011年印度世界杯。我为印度最顶尖的板球网站工作过，也给多家大报和新闻杂志写稿，做过印度收视最高的英语新闻频道NDTV 24x7的板球编辑，还幸运地拿过新闻界一个很重要的奖项——因为我的板球广播。印刷、数字、电视，我都干过。我参与编辑过长篇板球季刊《The Nightwatchman》，编过《Wisden》里的滕杜尔卡专辑，采访过肖恩·沃恩、布莱恩·拉腊和滕杜尔卡本人。

在报纸和电视时代，我们像活在一个泡泡里。除非有人认识你本人，否则他们没法评论你的工作，也没法联系你。最多是在板球场被认出来，有人过来聊两句。除此之外，你做完节目，回家，第二天重新开始。

2013年，我第一次尝到“新恶意”

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这种新式恶毒，是2013年IPL期间。我为Wisden India网站写了一篇关于男性凝视和性别歧视的文章。我质疑那些对板球了解不多的主持人，凭什么去做场边采访。文章传开了，评论区有人骂我嫉妒漂亮迷人的女主持，骂我是“该死的女权主义者”（好像这是什么坏事），还说我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因为那些女人的工作轮不到我。不过，那样的评论当时还不算多。

回到板球，才发现一切都变了

今年早些时候，休息了一阵后，我回到板球圈，和Wisden的新节目《The Scoop》一起做联合主持。一回来我就被变化撞了一下：网红无处不在，Instagram和TikTok压过传统板球报道；印度板球“推特暴民”的愤怒噪音震耳欲聋；节目被剪成无数短视频，做成reels。因为在指标和数据的审计文化里，一切看曝光量，所以必须把节目切成一两分钟的片段，像正片的预告片。这种做法的另一面是，它常常招来最糟糕的那类粉丝——不关心上下文，发仇恨评论前也懒得想第二遍。

我们YouTube节目里有个环节叫Inside Scoop，三分钟，我谈一个有意思的故事，也把它当成平台，去讲板球背后更大的社会议题：政治化、肤色歧视、种族主义、性别歧视。

骂声是怎么涌来的

我收到过最恶毒的辱骂，一部分是因为我评论了苏尼尔·加瓦斯卡那些煽动性的话——他说印度老板拥有的百人队不该选巴基斯坦球员。另一部分，是因为我质疑IPL里的啦啦队。加瓦斯卡写过，买下阿布拉尔·艾哈迈德这样的巴基斯坦球员——他被Sunrisers Leeds选中——会间接导致印度士兵和平民死亡。我在节目里质疑了加瓦斯卡这种挑动情绪的说法，后来又在我Instagram页面做了更详细的视频。

我也谈了那种系统性性别歧视和父权制：它把白皮肤恋物化，也解释了为什么啦啦队会被招来——在场地里、在屏幕前，挑逗男性观众。我的观点是，印度体育里根本没有啦啦队文化，这是从西方进口的概念。美国不一样，美国啦啦队历史很长。美国女孩在NFL当啦啦队员，而在印度，一个对浅肤色迷恋了几个世纪的国家，啦啦队——十八届IPL之后——仍然主要是白人女性。

我们还在节目里提到，NFL三十二支球队里有八支已经取消了啦啦队。球队老板说，他们不自在：女人穿得很少在场边跳舞，这既性别歧视又贬低人。

从我出现在《The Scoop》上、表达强烈观点那一刻起，尤其是谈板球政治化和体育里的性别歧视之后，辱骂就涌了进来。以前做报道时，我在人群里被人摸过，也遇到过一个跟踪狂。但那些是一次性事件，不是一场接一场恶毒的微型攻击。

厌女症铺天盖地，毫不遮掩。有人叫我“滚回厨房”，骂我叛徒，骂我“libraandu”（对自由派、左翼、世俗派或反建制观点者的贬称），骂我“randi”（妓女），说我靠跟有权力的男人上床拿到工作，叫我脱衣服，说我是“嫁给白人英国殖民主人的仆人”，是“黑印度婊子”。有个人写道：“我希望你在伦敦被激进分子捅死。我希望那把刀是用阿布拉尔的税买的。那会是很多人的好消息，看着就爽。”

这只是我几条Instagram帖子下面的部分评论。我没进X那个粪坑，也没细看节目播出后YouTube或Facebook下面的评论。看了也没用，更糟的是：把辱骂点出来，往往只会触发新一波。

我不是唯一一个

我不是唯一经历这些的人。这个领域里更出名的女性，遭遇只差不好。前英格兰板球运动员、2017年世界杯冠军亚历克斯·哈特利，以在解说和社交媒体上敢说闻名。今年早些时候，她在罗德板球场的首届女子测试赛期间，批评布伦登·麦卡勒姆被解雇为测试队教练的时机。结果，她的Instagram私信里涌来一场虚拟海啸。“我希望你被人轮奸”只是其中一条。

哈特利说，这些辱骂一开始让她不敢再直言，甚至删掉了X账号。也让她在直播前反复想：如果我想了几个小时，仍然确信自己说的是对的，我才会说。做转播期间，她不看帖子下面的任何评论。因为观点鲜明就被骂，已经被正常化到大多数女人耸耸肩、继续干活的程度。“但这不该成为常态。”她说。

哈特利说，就在上个月，一名现役球员还在Instagram上给她发消息，说她“工作很烂”——那是在她做完解说之后。“如果是一个男解说员表达了类似观点，那个板球运动员绝不可能给他发这种消息。”哈特利说。身为女人，就意味着你更容易成为猎物。

梅琳达·法瑞尔是板球主持人、记者、解说员，也曾是《Wisden Cricket Monthly》的特稿作者。十多年前入行时，她被人指责不该和男同事一起出现在板球媒体空间里。那些话慢慢少了，但法瑞尔越来越担心自己在社交媒体上遭遇的辱骂、网暴和跟踪。“男记者也会被骂，但那些辱骂不带有性别化或性化色彩。”法瑞尔说，“因为这些原因，社交媒体对我来说正在失去价值。”

她说，她学会了对自己表达的观点格外小心。汉普郡短暂签下新西兰板球运动员斯科特·库格莱因时，俱乐部收到球迷、工作人员和女队成员的强烈反对，最终退出签约。库格莱因2015年被控强奸和猥亵，2017年重审后无罪释放——第一次陪审团未能达成裁决。但案件细节激怒了球迷。比如，案件披露他曾给投诉人发短信，为自己“相当执着”道歉；他在法庭上说，当晚投诉人“可能说过几次‘不，不’”。

在Cricketer的County Conversation播客上，法瑞尔对汉普郡怎么会错成这样感到愤怒又震惊。“我解释了女人为什么会难过，为什么这对一些女人来说如此私人、如此容易被触发。”她发声后，担心自己成为靶子。她相信，自己唯一没被大规模攻击的原因，是这个播客不在社交媒体上放短片段或reels。辱骂越来越多地取代了正向互动，再加上跟踪者——尤其是私信里的跟踪者——法瑞尔改变了使用社交媒体的方式。她发得更少，发的时候也会自我审查，因为不想被卷进有毒的漩涡。“太累了。”法瑞尔说，“说到底，我还得谋生，还得继续职业生涯。”

当特朗普们示范如何羞辱女性

我们生活在一个政治和公共讨论被唐纳德·特朗普这样的领导人拖到地下的时代。他公开贬低女性，毫不当回事。特朗普最凶狠的攻击，有些就留给挑战他的女记者。如果美国总统都那样对女人说话，其他男人就会更大胆，尤其是那些躲在社交媒体匿名面纱后面的男人。

男记者也被骂，但不是同一种骂

说到爱发表意见的知名男性，前南非快投手戴尔·斯泰恩也来掺和IPL啦啦队的争论。他歪曲我的评论，弄得好像我在说那些女人该丢工作，最后还甩给我一句：“变得更好。”我写了一篇详细回应，逐条说明我的论点。然后，一片寂静。

男记者也会被网暴，但评论通常更笼统，针对的是他们的观点，而不是他们的声音、长相或性生活。写这篇文章时，我犹豫了好几次。我不想被人说自我陶醉、耸人听闻。大多数体育圈女性都知道，你得比男同事多努力一倍，才能证明自己属于这里。就算干了二十年，你仍会怀疑自己到底配不配，还会为最小的错误狠狠自责，因为你知道，那会喂养别人的偏见。

翻看自己的评论区，重新经历读到那些恶心话时的震惊和疼痛，是另一个让我不想写这篇的原因。但最终压倒一切的是我的信念：必须把不可接受的行为点出来。

最后，写给那些施暴者

所有“别读评论”的建议都很好。可我们为什么不问问：到底是什么让人写出那些话？为什么不承认，我们的公共讨论急需更多文明和善意？更别说，社交媒体平台需要更多监管。

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观点。国际记者联合会的一项全球调查发现，近三分之二的女记者遭遇过网络辱骂和骚扰——换算下来，每30秒就有一名女记者在网上被骚扰。让这个数字停一会儿。持续不断的辱骂，常常把女性逼出这个行业，或者至少让她们不敢在社交媒体上发声。

至于那些施暴者——大多是男人——我想借#MorethanMean运动的一句话。那场运动由美国知名体育记者莎拉·斯佩恩和朱莉·迪卡罗参与。视频里，几个男人坐在她们对面，念出她们收到的恶毒评论。那些男人之前并不知道她们经历过什么。视频最后说：“我们不会当着她们的面说，那就别打字。”变得更好一点吧。